张湧：关于营商环境建设的七点思考

1、营商环境是改革，不是一般性单项工作。浙江省委将营商环境、数字经济、地瓜经济列为三个“一号工程”，分别指向改革、发展和开放。“放管服”“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一网统管”都是改革。上海市发改委单独设立营商环境建设处，海南省单独设立营商环境厅，都体现了改革的高站位。

2、营商环境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宜居是宜商的重要前提，产城融合是招商引资的基本配置，应高度重视作为刚需的学校医院、文化设施等硬件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办事效率、干部素质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的关爱、和企业家的对话能力，都是软实力的具体化。

3、营商环境是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商品流动主要是提升贸易便利化，主要在边境上由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来解决，比如关税要降低、非关税壁垒要减少，一般称之为“边境上”的规则。这个我们现在做的不错、比较得心应手。

促进资本、人才、数据等要素的流动，发展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对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需求就高得多，恰恰在这一块我们是不足的、甚至是缺失的。制度型开放，是一种软开放，一般它称之为“边境内”开放，大量的事情是国内的事情、是政府内部的事情，我们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要跟世界接轨。

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首创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就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容。

4、营商环境永无止境。上海从1.0版做到6.0版，浙江从“最多跑一次”做到“数字化改革”，都说明营商环境建设一直在路上。新业态、新赛道、新模式、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对营商环境建设提出新的要求。老办法中好的要坚持，不适应的要再造和迭代。新举措的效应要不断放大，但不能为了求新求变，忽视了企业和人才最基本的诉求。

从2002年加入WTO到2013年首设自贸试验区，我国的营商环境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攀升，就是对营商环境最好的投票和评价。

营商环境的基本版是政企关系和谐、政务服务便利、办事效率提升，升级版是“五自由、一便利”（投资、贸易、金融、运输、人员往来自由和数据流动安全有序便利），高级版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制度型开放。但是，有了高级版、升级版，不能忘记基本版。即使一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发达地区，仍然可能存在因过于强调规范或对企业的“有错推定”，而导致的实际办事效率不高等问题。

5、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和人才说了算，关键要看成功率。各地都很重视评价指标和排名，但更重要的是口碑和品牌。有些地方在企业注册登记等领域走在了全国第一方阵，但忽略了企业和人才落地后的后续服务。其实，注册登记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晚几天早几天虽然也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准入后的准营、准营后的打“赢”。隐形门槛设置过多，准入而不准营；商业机会过少，准营而打不赢，那么企业注册、人才落户的意义又在哪里？

营商环境的服务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第一是基本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和注册、登记、注销、破产、办税、办电，以及园区服务等；第二是增值服务，将自贸试验区改革举措惠及企业和人才，协助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等；第三是附加服务，对企业提出的个性化要求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予以特别解决，也包括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融资担保机构等协助企业解决初创期的融资难题。这些服务做好了，不愁创不出品牌和口碑来。

6、营商环境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行动。政府部门一定要换位思考，北京和海南发明了“厅局长走流程”的举措，可能他们意识到制订涉企规则的局长处长绝大多数没有经营企业的经历，对企业的税务申报、工商变更、土地规划等业务流程或技术细节未必很了解。希望“走流程”不要变成“走过场”，如果厅局长们发现不了问题，而企业抱怨的问题仍然很多，说明还不够深入、还不够具体、还不够精准。

相信绝大多数政府官员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他们意识到企业和人才是纳税主体、是公共财力的主要来源，但有时坐在办公室想想流程设计得很完美，走出办公室一看却发现企业并不买账。

服务企业首先要懂企业、懂市场、懂业务，优化服务必须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和需求就在一线摆着。

7、营商环境不是溺爱、严管也是爱。“妈妈式服务”比“保姆式服务”要更温馨，妈妈对孩子是最无私的，但不能把企业溺爱成“妈宝”。

一些地方为违规违法的企业家“捞人”开绿灯，对企业IPO的合规材料放松审查甚至配合业务造假，这对政府来说本身就是违法违规，又纵容了企业的违法违规。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根本算不上企业家。

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把城市的一切活动纳入到法治的轨道，用法治来规范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既要服务又要监管，好的监管、公平的行政也是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