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红福、冀承：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温差”：现象、成因与对策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经济工作要注意把握和处理好四个关系，其中“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关系”是一个较新的提法，折射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症结所在。此前，国家统计局发言人也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理论上，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应具有一致性，同起同落。然而，当前二者却存在不一致性，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即宏观数据好转，但微观感受偏低迷。2023年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GDP同比增长5.2%，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市场需求不断改善，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但是大部分企业和居民对先行指标的感知往往不及时，市场情绪并没有同等回暖，资本市场表现疲软，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微观主体对于经济恢复的感受并不深刻且存在偏颇，与宏观经济实际运行情况存在明显冷热不均的“温差”。

国民经济是经济活动各部门、各环节及其内在联系的总和，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从横向上看，包括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各微观单位，如居民、企业、政府等；从纵向上看，包括了各微观单位运用各种资源要素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等社会经济过程的四个环节。但是，国民经济并非是各微观单位、各种资源要素、各经济部门的完全统计加总，而是对微观个体运行情况的抽象和大致加总。因此，这就产生了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经典问题，即宏观与微观的不一致性、协调问题。在经济快速上升时期，这种不一致性问题容易被忽视，而在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经济增长存在较大下行压力时，这种不一致性、协调问题就更加突出。

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不一致性容易导致微观主体信心不足，削弱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效果。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紧密相连，财政、货币、就业等宏观政策的落地都需要通过微观主体来生效。而微观感受不及宏观数据所反映出的市场活力不足、预期不稳等问题，削弱了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效果，一定程度上出现宏观政策的空转和低效现象，加大经济收缩与下行的压力，对经济持续恢复形成拖累。2023年以来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疫情所带来的“疤痕效应”以及部分行业政策的收缩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的预期较为低迷，其行为模式倾向于从扩张转向避险，全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比率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微观主体信心不振、预期不足，会进一步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过程陷入“减税降费陷阱”和“流动性陷阱”，导致预期的自我实现，从而出现“预期经济下行—行为收缩—实际经济表现下行”的恶性循环。

由此，引申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宏微观不一致的典型现象有哪些？背后的形成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弥合“温差”？现有国内外文献尚未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鉴于此，本文从国民经济核算视角出发，基于宏微观数据的对比判断宏微观之间是否存在“悖论”，旨在辩证理性看待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以“一分为二”的分析逻辑客观认识二者的差异，避免出现对经济现象片面解读和误判。在理性看待“温差”的基础上，提出弥合“温差”的相关对策建议。

宏微观不一致现象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宏观经济中高速增长与微观企业盈利水平普遍下降存在不同步性。2023年国民经济回升向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但是企业整体亏损面扩大，存在一定程度的“增收不增利”。本文选取实体经济的“领头雁”和“基本盘”即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其经营业绩变化可以较为直接地反映行业冷暖及发展趋势。

从2023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各行业营业和亏损情况来看(见表1)，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46%，除部分行业(农林牧渔业、金融业、教育以及综合)的营业总收入有所下滑外，其余行业营业总收入均为正增长，整体经营业绩保持上升态势，与2023年GDP增速回升向好的趋势保持同步。在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营业总成本也在同比增长，增速(3.39%)超过了营业总收入(2.46%)。这也导致了上市公司“增产不增利”，净利润总体为负增长(-1.47%)，其中净利润为负就有941家，亏损企业数量占比达18.95%。结构性因素加剧了部分微观主体的压力，在所有19个行业中，亏损企业占比超过20%的行业就有9个，主要分布在农林牧渔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其中，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覆盖行业众多，整体增加值占GDP比重较高，上下游产业链企业规模增速放缓、净利润大额亏损对微观个体的感受影响较深。因此，不同行业的盈利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净利润明显下降行业中的上市公司便会产生宏观经济运行良好与微观盈利下滑存在不一致的强烈感受。

居民收入获得感衡量的是居民从所分配的收入中获得的真实价值，蕴含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收入获得与收入感受的有机统一。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总体上“有获得低感受”，从表2来看，2021—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平均增速达到6.7%。但居民的实际获得感并不高，这一感受与居民收入持续提升产生了明显的背离。二者不一致主要来源于居民的收入来源与消费类别，其中，从收入来源看，长期以来居民收入过多依赖劳动报酬，财产性占比相对较低，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影响了居民收入的获得程度。如表2所示，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超过一半，而且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从55.9%增长至57.4%。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的群体，2023年月均收入仅1875元，低于同期人均月消费支出(2233元)。此外，财产净收入是收入来源中占比最低的，2021—2023年平均仅为8.7%，且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从宏观国民经济核算的口径来看，初次分配的居民收入中财产净收入不足4%，与发达国家在相同人均GDP阶段10%左右的水平相差较大，这与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较为单一密切相关，投资回报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消费类别看，高购房压力和高教育医疗投入挤压着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居民的获得感，影响了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从表2可以发现，2021—2023年居民用于住房消费的支出占比最高，平均达到了23.4%，房价增速快于居民收入增速、购房支出压力大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此外，教育文化娱乐以及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占比增速较快，在2023年分别为17.6%和16%，体现出重大保障短板背后的医疗保障不足，校内外教育资源配置错位导致家庭教育投入居高不下等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收入获得感。

2023年总体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然而，分年龄段来看，2023年12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调查失业率却达到14.9%，为同期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1%)的2.92倍。因此，不同年龄段的劳动者对于就业形势的感受具有明显差异，“温差”油然而生。自2018年1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正式发布以来，2018—2023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稳定，围绕均值(5.3%)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较小，最小值(4.8%)和最大值(6.2%)之间的差异为1.4个百分点。但是16—24岁青年劳动者就业形势较为严峻，该群体调查失业率的峰值和底部均在不断抬升，呈现出明显向上漂移的趋势，波动幅度较大，2018年1月至2023年6月调查失业率从11.2%提升至21.3%，提高了10.1个百分点，且修复能力较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收敛，与25—59岁劳动者调查失业率走势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背离。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青年劳动力作为新增劳动力初入职场，其就业主要靠新增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来吸纳。当前新增市场主体增速明显放缓，现存的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经营危机，吸纳就业的能力显著下降，对青年群体的就业形成显著冲击。

国际经验表明，产出波动对就业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在经济面临周期性冲击的情况下，产出下降会迅速摧毁就业，失业率在短期内会不断攀升；但是在经济恢复后，失业率会继续徘徊在高位，并没有回升到周期性冲击前的水平。而且在经济衰退时期，如果应对周期性失业的举措不及时、不恰当，不能同时解决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矛盾，便会在就业问题上留下影响后续发展的“伤痕”，产生“磁滞效应”，进而使得劳动力市场在更高的自然失业率上运行，被称为失业回滞现象。近年来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需求和供给冲击的持续时间比预期要长，青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不断上升，长期失业使得部分青年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因“闲置”而逐渐贬值，丧失求职信心，失去工作能力，不再积极地寻找新的工作，进而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即使在经济繁荣周期到来时，这部分人也难以再就业。持续的周期性失业正在转变为结构性失业，失业回滞导致青年调查失业率在向上不断漂移。

宏观数据反映国民经济总体情况，是对微观个体运行情况的抽象和综合加总，宏观总量有时并不等于微观数量的简单加总。宏观数据具有平滑波动的特征，在加总过程中千差万别的微观数据可能相互对冲，使得宏观数据整体波动性变小。总量研究方法使宏观经济问题研究大大简化，但也容易使得宏观统计数据与微观数据产生背离。结构性差异也随之油然而生，即同一个经济指标对不同收入、区域的居民和不同行业、规模的企业来说，产生的具体影响是不一样的，掩盖了同一国家或地区内部不同主体间的差异。以表1的上市公司行业净利润结构性差异为例，住宿和餐饮业在2023年显著复苏，净利润同比增长了445.43%。但是农林牧渔业同比下降191.14%，这与生猪养殖持续亏损、整体消费低迷密切相关。房地产业的净利润也呈现出负增长(-27.16%)趋势，主要是购房者因宏观经济下行而对未来预期不佳、信心不足，房地产企业风险事件持续发酵，投资意愿较低，销售额显著下降，供需两端都需要政策持续加码。

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方法、统计样本数量和代表性、统计制度和设计也会影响其对经济反映的客观性、可靠性以及准确性。以经常被质疑真实性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例，CPI反映的是一篮子商品及服务价格总水平的变动程度，基期相对固定，而居民则对食品烟酒等日常必需品价格变动比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价格变动感受更深、对物价上涨比物价下跌感受更深，这与客观价格指数(经过国际通行规则编制)之间具有较大差异，尤其是在收入预期下降的情况下会放大这一感受差异。CPI的编制是将不同类别商品及服务价格变动进行加总，无法充分反映物价波动对不同收入阶层所带来的影响程度，而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在消费水平、消费偏好、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样就导致了CPI的变化会与中低收入群体对物价的感受存在明显的背离。此外，CPI的权重设置与项目构成也导致了其反映的消费结构与微观个体的消费结构一致性较低，食品烟酒类权数过大，居住类权数偏小，未包含自住商品房购买，不符合居民的实际消费结构。

再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和CPI走势关系为例，理论上PPI和CPI应保持相对一致的走势。然而，21世纪以来现实经济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PPI与CPI长期分化、背离，甚至“倒挂”现象，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称之为“PPI—CPI分化悖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PPI、CPI统计指标的统计制度和核算方法已不适合当前生产分工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PPI和CPI统计制度和核算方法存在覆盖面问题与重复计算问题。关于覆盖面问题，现行PPI只包含了工业品，基本上不包含服务业产品，而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结构加速转型，工业品占比显著下降，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4.6%)，不包括服务产品价格的PPI统计指标是不完整的，这也会导致现行PPI难以全面反映生产者的供求状况。关于重复计算问题，现行总体PPI通过对各部门工业品价格用各部门销售额比重加权计算得到，上游产品价格变化通过投入产出网络联系隐含在下游产品价格变化中，这种加权方式会放大上游产品对总体价格指数的影响程度。因此难以真实反映各生产阶段的供求状况，也不利于准确分析价格在各生产阶段之间的传导。例如，当原油等原材料的价格同时影响了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中的商品价格，如果这些商品的价格通过产出总值计算的权重进行加权加总，则上游阶段的商品价格变化不可避免地占据主导地位。

宏观数据通常使用实际增速，为避免通货膨胀造成数据“虚高”，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而微观主体更关注名义增速，存在一定程度的“货币幻觉”。当前国内物价相对低迷、部分工业品需求不足，2023年3月至今CPI月度同比涨幅连续处于1%以下的低位，全年PPI比上年下降3%，其中，2023年12月CPI同比下降0.3%、PPI同比下降2.7%。CPI、PPI的持续低迷使得部分宏观指标如GDP和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的名义增速均低于实际增速，对居民的微观感受造成了负面冲击。“货币幻觉”也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到了市场情绪和微观主体感受，2023年以来房价下跌压力加大，沪深两市A股股价持续低迷，居民财富减少，市场预期和信心受到冲击，降低了微观主体的获得感。

此外，宏观数据通常使用同比增速，选取上年同期为基期，而上年同期基数的走低会抬高本期同比增速，夸大宏观经济运行的向好态势。2022年GDP增速仅为3.0%，生产端和消费端都受到了明显的不利影响。2023年以来宏观数据多项指标增速回升，在一定程度是因为上年同期基数的走低。同样，上年同期基数的走高也会使得本期在高基数下增速会明显回落，影响到民众对宏观经济的感受。如2021—202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平均增速达到9.8%，2021年和2022年增速分别高达21.4%和7.7%，但是疫情后中国产业链替代国外生产链条中断情况逐渐结束，2023年在高基数下增速明显回落，进出口增速仅为0.2%。如果剔除基数影响，2023年进出口总额总体保持平稳。此外，居民的微观感受更多是基于环比，与上一个相邻的统计周期进行比较，侧重于短期变化趋势，短期的经济下滑就会对微观感受造成显著负面影响。

在信息传播和舆论世界中，负面情绪的传播在舆论话语权不对等的情况下会被放大和扩散。在大数据和算法的作用下，弱势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能力较强，更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互联网时代舆论场变得相对封闭和自我强化，负面情绪通过自媒体、直播视频等网络平台相互传染，让人容易陷入信息茧房中，产生信息偏差。一部分人群处境在服务业恢复的带动下显著改善，但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而金融、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的从业人员、拥有股票和房产的中高收入人群，历来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和舆论影响力，在近期股票市场低迷和房价波动下，他们容易将其自身收入下降和财富缩水的负面情绪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经济回升向好就被忽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不同微观个体关于宏观数据与个人感受的分歧。

“温差”形成的背后与马太效应在分配领域的呈现密切相关，收入分配不均使得GDP增长所带来的“蛋糕做大”并没有较好地转换为“蛋糕分好”，宏观经济转暖给微观个体带来的温度提升相对较少。具体而言，收入分配不均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如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财产性收入不均等，这些均会对微观个体的感受造成负面影响，加深了大众心理上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

一方面，“卡尔多事实”向“卡尔多悖论”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要素分配份额下降的现象首先开始于西欧、美国、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劳动要素分配份额也陆续呈现下降的趋势。虽然近年来中国劳动要素分配份额不再延续下降的态势，而是以全球金融危机为拐点呈现出止降转升的U型变化趋势。但是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进行国际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相比于世界上典型发达国家而言仍然偏低。这自然增加了劳动者在面对资本获益更多时，自身收入却并没有获得同步提升的不公平感受。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劳动者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扩大。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衍生出复杂的非程序化任务，创造出复杂度更高、可替代性更弱以及技能性更强的工作类型，进而大幅度增加与这类非程序化任务和工作类型相匹配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数字化转型程度越深的行业，也促进了技术关联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刺激关联行业增加对研发人员的需求，扩大了技术关联行业研发人员的技能工资溢价。这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显著扩大，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获得感明显偏低。

此外，近年来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受到了较大冲击，居民资产端增速显著下滑，居民修复自身资产负债表的意愿较为强烈，抑制了市场主体的支出能力与意愿，同样也抑制了居民的微观感受。依据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居民非金融资产与金融资产中占比最高的分别是住房资产与股票及股权资产。但目前二者均面临缩水的现状，占总资产的比重明显回落，分别从2019年的40.5%和39.6%下降至2023年的36.2%和25.9%。具体而言，在房地产下行周期，居民对于未来房价的预期不断转弱，对居民加杠杆的意愿形成了持续压制。资产定价的复杂性使得市场表现经常偏离基本面，近年来A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市场结构性泡沫尚未完全出清，股价仍然处于低迷走势，严重冲击了市场预期和信心，降低了微观个体在宏观经济中的获得感。

微观主体通常是适应性预期，认为预期仅由历史经验所形成，并且可以利用过去的预期误差修正现在的预期。如果企业净利润和居民收入增加，自身处境明显获得改善，就会增强对未来的预期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自然会缩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

为提振微观主体的预期和信心，一是要强化预期管理，在政策制定和调整前要与市场主体进行沟通反馈，充分评估负面影响，让宏观政策走在市场预期和风险暴露前面，通过宏观政策的可被预见性有效引导与稳定市场预期。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信心、稳增长的政策，强化宏观政策的协调联动和同向发力，注重政策发布的及时性，提升政策制定与市场期待的契合度、市场主体对政策意图的认知度，找准政策调整对接市场预期的节奏。二是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由边际改善向全面复苏加快转变。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提高财政资金政策效果，对部分特定群体如下岗失业人员和低保家庭发放现金补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普惠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推动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提高微观主体对政策效果的满意度。尤为重要的是要持续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稳定楼市预期，巩固房地产市场企稳向好态势，提升房地产企业融资意愿和居民购房预期。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微观个体因收入分配不均会在心理上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凡治国之道，莫先富民”，缩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关键在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提升全体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程度，让宏观经济转暖给微观个体带来更多的温度提升。

具体而言，第一，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重视生产关系的调整与优化，形成共享性社会分配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立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机制，持续推动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拓宽经营性、财产性收入渠道。第二，要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劳动要素有序流动，以低成本的市场流动实现劳动者贡献与报酬的一致，完善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政策，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精准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第三，考虑到现阶段数字化程度的提升能够显著改善劳动—资本间的分配关系，但是会扩大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溢价。因此在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推动劳动者技能结构升级，持续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同时，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力度和补助补贴标准，抑制技能工资溢价的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