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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1-2年，中国的软件产业、投资行业，都会对于中国的软件产业的现状、未来、前途，进行一轮激烈的讨论，这背后是中国的软件产业的冷热不均、信心大幅波动的产业周期。
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国情复杂、产业多元的大国，这种对于产业的多空预期进行辩论的情况是正常的。
我刚好这两天在成都参加腾讯云的SaaS加速器的结营，和很多同学都聊了这个话题，有了挺多的感触，“中国的SaaS”本来就是一个的标签，但是这个标签被承载了太多的期待和想象，也集中代表了中国的经济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代际转换中的挑战和矛盾。
中国的SaaS、软件产业有没有前途？我认为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而且我认为这个产业是中国未来的20年，最好的产业之一，是一个至少20年能够增长20倍的产业（每年20%左右的复合增长率，持续20年），我的乐观的理由，其实和多数的软件行业的创业者是一样的，我自己归纳下来其实就是：计算机的摩尔定律 * 积累的复利效应，这个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的逻辑，没有什么区别。
只要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软件技术的历史足够了解的人，没有人会真的怀疑，中国的数字化经济的规模，软件产业的规模，会达到非常高的规模，中国软件产业也会孕育出很成功的企业。
人们几乎找不到在宏观层面看衰中国软件行业的理由，在和软件产业高度相关的消费互联网、新能源汽车、游戏、手机、通信等行业，中国都已经是规模第一、增速第一。
软件行业的区别在于，宏观层面的积极因素，和悲观层面的消极因素，有着很突兀的反差。这种反差中间没有过渡地带，也缺少合理的解释，对于软件企业的经营决策，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我想很粗浅地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软件行业，会有巨大的乐观-悲观的波动，这种波动是所有的从业者都深有感触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软件产业从曲折前进到健康发展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观察是：中国的软件行业，在过去的10年之中，选错了发展的两个参照系，一个是美国的SaaS产业，一个是中国的互联网平台，这两个参照系，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资本市场、投资者、创业者，对于软件产品、软件业务，有了脱离产业规律、脱离技术规律、脱离市场需求的错误预期（预期太高了，预期也太急了），进一步导致了行业出现了过度的竞争（比如，2019年-2021年），以及随之而来的过度的收缩（比如，2022年-2023年）。
中国的软件产业之所以会遇到挑战，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软件产业没有需求、没有增速、没有政策支持。
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底层的动力只有一个，是否能够提高生产率，具体来说，是有提高有需求的商品的生产率，从而能够带来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人才进入，扩大生产、扩大市场，从而带来了产业的发展。
显然软件行业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中国的软件行业在过去的30年，也一直都是高于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和利润率的，也吸引了足够多的人才和资本的参与。
我们假设，A、B、C三个时间点。A点是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综合工业水平，B点是中国今天的电子信息（包括toC和toB，软件和硬件）的发展水平，C点是中国10年后的软件产业的发展水平和产业规模。
基于A点到B点的成就，几乎所有人对于B点到C点的发展预期、发展信心，都是非常明确的。真正的分歧和困惑，是从B点到C点的路径和时间，也就是路线问题和节奏问题。
中国软件行业，对于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是正确的节奏，一直都是以美国的软件产业作为唯一的参照系，在过去的5年的SaaS投资的热潮中，这个参照系的权重被进一步放大，因为当时美元资本是最大的LP，纳斯达克是最大的资本市场，软件股是最大的板块。
美国的软件市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其产业基础、产业规模、产业利润率，是建立在美国的科研实力、资本市场、经济规模的绝对领先的背景之下（1960-2020年的60年的软件产业的大周期），全球最顶尖的软件人才，都会前往美国去寻求发展，美国所有的大企业都在买软件。
很少有国家，会认为自己可以复制中国在工业上取得的艰难突破和巨大成就，但是中国的软件产业的参照系，一直以来就是美国的软件产业。
之所以美国的参照系对于中国的影响很深，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是软件、互联网、SaaS这些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源头，一方面是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取得了和美国接近的成就，这个成就也极其耀眼，让中国的软件产业，也被给到了很高的预期。
因为软件产业就是世界上最前沿、最复杂的产业之一，有着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要积累这个产业的经验、知识、人才，本来非常漫长的，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可能简单，但是在中国，软件产业不仅要追上美国，而且要以直线追上，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在这种预期之下，情绪上的波动和落差就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因为巨大的市场规模、人口红利优势、举国体制优势，所以在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的三个红利叠加的周期之中，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持续的高增长（1980-2020）。持续的增长、不断的进步，就是大多数的软件投资者和创业者，关于经济发展唯一的体感。
人们一方面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理所应当的，也认为新的产业，也应该保持这样的增长。但是人们忽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的1980-2020年的增长周期，是因为1950-1980年，在不断的进行基础条件的积累，这前面的三十年的积累，人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很难表达在GDP的增速上。
只要把增长预期、回报预期，放到一个合理的区间，有一个复利增长、综合增长的战略框架，都会发现软件行业是很有吸引力的（还有什么产业，可以保持20年以上20%的稳定的复合增长率），剩下的问题其实就是Who和When。哪些软件企业能够实现复利增长，什么时候复利增长会达到临界点。
拐点到底什么时候到
我认为其实就是2022年-2023年的这两年的时间，我看到的供给侧、需求侧的变化，让我相信，我们已经越过了拐点，中国的软件产业其实已经进入了新的周期。
ToB的软件就是产业的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活动、经营活动，是建立在软件的基础设施之上的。
任何基础设施，都有一个基本属性，就是要达到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才能够展现出效率上的优势，从而实现对于上一代的基础设施的替换。高速公路、铁路、通信，都是如此。10年的周期里面，8年积累，2年爆发，这就是时间尺度上的二八定律。但是人们往往不愿意接受8年的积累，只想要2年的爆发，这是违背物理规律的。
决定软件产业的增长速度、收入规模的几个基本变量：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企业的利润水平、基础软件&基础硬件的普及、软件人才的规模、软件技术的发展。这几个变量，都是以确定性的趋势在爬坡的，而且没有一个可以用非线性的速度突然膨胀，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出来的。
中国的任何与生产力相关的基建的投资，政府的公共支出，都是最重要的支出，在过去的10年之中，中国政府在投资的基建，是三个铁家伙，高铁、5G铁塔、地铁。一个东部省份的一条地铁建设的投资，就可以占到中国一年里所有的软件公司的一级市场的投资总额。上海19号线一公里的投资额是20亿，这条线的长度是48公里，将近1000亿的投资额。
其实从2019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对软件占比很高的新基建，也就是云计算、AI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只要可以充分拉动生产力的基建，中国政府都有足够强的动力与责任去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这是保持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战略。
上一代基建的投资只要进入饱和期，中国政府一定会面向新一代的基建，启动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这是中国政府在过去的70年里面，最稳定的一条政策设计的主线，无论中国再穷的时候，都是如此，没有任何的摇摆。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资，也有自身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周期，越是大的船，掉头也需要更长时间，但是一旦启动，就会释放巨大的动能。
数字化的基建，在经济和政策属性上，其实和传统的基建，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中国从90年代开始投资的通信技术，就是第一代的数字化基建。中国过去30年在通信技术、通信设施上的投资，总量是全球第一的。
我们今天总是把软件创新、软件生意和硅谷联系起来，就像30年前，我们总是把通信技术的创新和生意，和美国、北欧联系起来。而今天全球通信技术的创新中心，就是中国的深圳。
经过过去的5年的大型软件项目、硬件项目的建设经验的积累，现在体制内已经有很多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对于数字化技术的熟悉程度、理解深度，已经不弱于大型企业的CIO，甚至是软件企业的创始人。
供给侧最重要的变化（其实核心变量就是企业软件的综合成本的下降），其实就是云计算的普及、复合型软件人才的普及。
云计算，无论是公有云和私有云，在中国的普及率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企业软件的部署成本、运维成本，都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作为一套企业级的数据挖掘平台，我们自己的平台产品，已经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部署，在4年前，这个时间需要至少一周以上。
在过去的5年之中，大量的重点院校的大学生、研究生，都学过了Python。几家主流的在线IT培训机构上，上过了Python入门课程的学员是超过了1000万人的。这意味着，中国现在有3000万左右的年轻人，是会写Python的。这种现象，类似80年代全民学习英语的热潮，上一个学习热潮的驱动是全球化，这一个学习热潮的驱动是数字化。
人们今天也很难想象，30年前中国人和外国人做生意，都是要带着翻译这个岗位的。
很多大型国企的总部，包括三大运营商、六大国有行，在过去的3年之中，也陆续开始针对年轻员工，以几千人、上万人的规模，进行持续的Python培训、数据分析技能竞赛。
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内，经历了初步的软件教育、掌握了初级的开发技能的员工总数，现在是大于整个软件产业的从业人数的总量的。
这些经过了Python培训（也有云计算、SQL的基础知识）的年轻人，本身就是数字化原生、互联网原生的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这意味大量的软件产品的配置、运维、调试、实施的成本（这其实占到了软件产品的综合交付成本的80%），其实是可以被业务部门中的数字化人才给覆盖掉的，业务部门也开始能够越来越清晰的提出，自己对于软件产品、软件技术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这在5年前仍然是很难做到的。
这意味着软件产品在营销、落地环节的成本，都在快速下降，只要价格战、恶性竞争停止下来，其实很多软件公司、SaaS公司，都在今年实现了季度乃至月度的盈亏平衡。
一个投资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比如铁路、通信、软件），当其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的时候，其实就是其发展速度、投资规模进一步加速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前，领域的从业人员就是很艰苦的。
我个人的观察是，中国的软件产业，这个临界点就是2022年-2023年，其代表性的指标，就是软件产业的公共投资的规模占比、云计算厂商是否可以开始盈利、标准化的软件产品的企业是否可以开始盈利，我的观察是，在2022-2023年，陆续会有一批优秀的软件企业，可以达到这个临界点。
最后简单聊下美国的软件市场，我个人觉得对于中国的软件厂商来说，出海是一个很好的战略选择，背后的逻辑就是美国软件的需求增长仍然很快，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即便在美国市场也是有竞争力的。我们公司也很认真考虑过这个选项。
但是出海并不是唯一的战略选择，我认为相比软件出海去欧美市场，坚守在中国的软件市场，可以抓住一个独特的红利，而且是在美国市场之中抓不到的红利。因为美国的软件市场的需求还是太特殊了，其实并不能够代表数字化技术真正的需求，以及真正的潜力。
数字化的进程，无论在美国、欧洲，还是其它地区，其实仍然是在很早期。未来的数字化的最大的增量市场，其实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以及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地方的需求有更丰富的层次，以及更薄弱的基础。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希望用更薄弱的基础、更少的成本，得到更加丰富、更加强大的功能。
对于数字化技术来说，最大的市场，是全球市场，就是全球的消费者的生活方式（Shein、TikTok和米哈游过去3年做到的事情），以及全球的生产制造的生产方式（这一点还没有做到，但是一定会被做到）。
我相信到了10年后，我们不仅可以讨论中国的消费互联网、新能源汽车、游戏对于世界的更大的影响，也可以探讨中国的软件企业，怎么借助中国的工程师红利、产品经理红利、公共数据红利，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定义数字化转型是如何实现的，定义人工智能是如何普及的。
我相信那个时候，这样一套全球领先的经验与实践，会被称为“中国式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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