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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计划经济时期的半封闭状态之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已然长成参天大树。但是，仅仅学习、传播、模仿和追赶，均不足以面对当下中国和世界复杂多变的发展格局。中国需要在经济研究中充分考虑转型、发展、大国的特征。
在当下的中国，可以用经济学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具体化为长期、全局和多维发展目标。由此，可以发扬经济学的传统，在很多问题的讨论上找到参照系和相对一致的逻辑，避免在一些模糊的概念之上产生无谓的争论。
在发展的时间维度上，要在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进行优化，在投资和消费之间达到合理的比例，在投资内部实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等各类投资的结构合理。
在发展的空间维度上，全局发展就是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除了商品市场上要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之外，还要在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上实现跨地区的资源配置优化。要适应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的过程中，实现城乡间和地区间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相对平衡。
同时，发展也是一个多维的目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必然产生对于公共服务、收入均等、环境宜居、文化丰富等多方面需求。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需要找到合理的机制，实现共同发展。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体制特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说自己完美无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以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目标作为参照，相互之间取长补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中国历史悠久，是处于转型和发展期的大国，需要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个社会科学门类共同努力，不仅为中国，也为全人类实现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寻求理论基础，找到实践方案。
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的行为，并从中总结出规律。不同的国家虽然文化、宗教和习俗各异，但只要人性有共同之处，那么，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就有全人类的普遍性。例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逐渐提高，并呈现出多样化，这些都是普遍规律。同样道理，现代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性，以及由此驱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和大城市集中，也是普遍规律。注意，这些发展的问题，在大国内部，必然表现为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变化。
中国的经济现象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两面。举例来说，在普遍性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也出现了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服务业占比逐渐提高，以及人口的城市化和向大城市周围的集中。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中国经济现象的特殊性，及其背后的转型期体制特征。
中国逐步向现代经济、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不断发展，但仅仅40余年前，它还是农业社会、计划经济和半封闭经济。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价格机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基于法治的私有产权保护，那么，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却是价格管制、生产要素由计划配置和全面公有制。直到今天，一些转型期的特征仍然在影响着中国能否实现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
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现象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发展中国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如果承认全人类的经济规律具有普遍性，那么，当我们把中国发展的一些现象放在全世界范围之内进行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得到，中国城市化率是偏低的，消费率和服务业占比也是偏低的；人口的空间布局是小城市人口占比偏多，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范围内的人口是偏少的。
在认识上，要看到经济规律的普遍性，要积极面对中国转型期制约发展速度和质量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在学术研究中，要避免三种倾向，而要更好地构建转型和发展的大国经济学。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也相应举几个例子。
第一，不能直接套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例如，在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里没有城乡间劳动力流动障碍。区域经济之间的收敛理论，也是基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配置的。这些理论可以为讨论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提供参照，但研究中国，却需要在上述理论中嫁接中国具体的体制和政策。在2003年之后，出现较发达地区劳动工资上涨和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是因为政策的拐点，而不是“刘易斯拐点”。一方面，当时仍然存在着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不利于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收敛。另一方面，中央从2003年之后，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倾斜等等，在欠发达地区出现了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着更快的最低工资上涨。而发达地区受到了建设用地指标的严格管制，出现了房价上涨更快，生活成本上升阻碍劳动力流入，推动工资上涨。从总体上来讲，2003年政策拐点之后出现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它不是基于收敛理论所说的地区间要素回报均等化。
第二，直接用中国的数据来为既有的经济理论提供证据，而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这其中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现象的普遍性，但是相关的研究却没有足够大的学术价值。比如，如果说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水平取决于收入水平，这是可以为消费理论提供证据的。但由此就得出结论，提高中国消费应该提高收入水平，那就不够了。因为中国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消费者的收入（主要是劳动收入）提高受到了鼓励投资政策的制约。同时，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之上，消费潜力没有释放出来，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且大量流动人口未能在工作地市民化，需要为未来返乡而储蓄。另一种情况是，在对中国问题进行解释并寻求方案时，忽略了中国的体制和政策背景。例如，中国的房价和收入比高，往往被认为是教科书所认为的泡沫。实际上，中国房价－收入比高，包含了与住房所有权捆绑的公共服务价值。而且，真正房价和收入比很高的，主要是在一些沿海大城市，而这些地方是人口大量流入，土地和住房供应却严格受到管制的地区。对于高房价在需求侧控制投机是有道理的，但更要看到高房价主要不是需求侧出了问题，而是供给侧未能适应需求的“空间错配”。而在学术研究中，2003年之后，由发达地区房价高导致的相对低效率企业被挤出，却被用来作为区域经济集聚中企业“选择效应”的证据。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不少研究直接用中国数据来验证城市人口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倒U型曲线，同时，以此论证个别大城市出现了人口过多导致了生产率损失。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在大城市之前做的人口规模预测远远滞后于实际人口增长，之后出现的城市病是因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供给不足，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在这些学术研究中，如果不考虑中国转型期的体制和政策背景，那么，就会建议加强管制来解决管制造成的问题。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要面向更完善的市场经济，构建统一大市场，通过供给侧改革，改善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第三，误以为转型特征是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转型特征与中国奇迹与并存的，但没有因果关系。如果说有因果关系，转型特征导致的是问题而不是奇迹。要看到，中国经济在4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的确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这是建立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普遍发展规律上的。同时，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助推了中国快速发展，即使是这些中国的特殊性也仍然蕴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公共品理论的普遍性。除此之外，对中国转型时期的其他特殊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持有科学态度。2000-08年间，中国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实际利率水平却出现下降趋势，这造成了快速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中国在加入WTO之后，也曾有一段时间存在人民币汇率低估，有利于当年出口拉动消化国内产能。近20年来，中国的城市土地面积扩张远远超过人口城市化速度。在此期间，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开发进行融资，产生了大量负债，但也的确推动了地方经济增长。地方官员基于GDP和税收最大化的考核目标，又助推了上述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要在理论上明确，上述转型期短期、局部和单维的经济增长，所伴随的恰恰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不利于长期、全局和多维的高质量发展。在理论上，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澄清，那么就会把转型期的不完善市场和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行为当成中国奇迹的成因，而不利于形成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共识。
作为一个在人口和疆域双重意义上的大国，中国在国内面临着历史传承下来的大国治理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在国际上，越来越大的经济体量与全球经济之间要和谐共生。为此，中国经济学要加强对于转型大国的研究。
首先，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独特的中央地方关系和地方间关系，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关于如何发挥中央协调机制的优势，同时，克服传统体制和观念对于统一大市场的阻碍，既防止地方各行其是，又避免政策的全国一刀切，要加强研究大国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第二，现代经济学在转型问题上始终缺乏重大的突破，有待中国经济学研究为此作出贡献。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目标，以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理想状态。但是在转型的实践中，需要去研究最优的转型速度、方式和路径。在思考和估计转型所获得的收益的同时，也要面对在既有的社会观念和资源配置状态之下，转型所引起的冲突和矛盾。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平稳渐进的路径上得以实现的。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体量逐步壮大，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必然越来越大，应加深对于大国经济学的研究。世界主要的大国（或大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合作或博弈将主导全球经济的未来。同时，全人类在碳减排、共同富裕、数据安全等方面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责无旁贷，必须要拿出基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方案。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同时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在长期、全局、多维发展的目标之下，在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之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之下，建立国际交往与合作的基础。同时，对于中国转型期的体制要扬长避短，对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要取长补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向文明的互鉴，避免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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