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a Cita是一家提供负担得起的学生贷款的金融科技公司，其愿景是为所有印尼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是第三家从Y Combinator毕业的印尼公司。
Dana Cita联合创始人Susli Lie，她领导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关于新兴市场学生融资的研究，几年前回到印尼，急于解决这个难以捉摸的问题。
总统呼吁资助学生
印尼在高等教育入学率方面明显落后于邻国，入学率约为28%。菲律宾和泰国分别约为36%和49%。此外，四年制总费用约为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4倍，相对于邻国而言高。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呼吁银行和金融部门解决该国学生贷款的匮乏问题。考虑到年轻人日益增长的购买力及劳动力关注重点向熟练工人转移，Susli相信这将成为国家的重大机遇。尽管成本高，高等教育有巨大的力量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就是她认为总统为什么强调这一点的原因。
学生贷款产品稀缺
Susli说，缺乏学生贷款并不是印尼独有的。发达国家认为高等教育是他们有权获得的，政府应该提供的。但在发展中国家则不同。
据Susli说，如果看一下中小学的入学率，印尼仍然在追赶。“你们在我们国家看到的是，我们20%的国家预算专门用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争辩说，政府应该在解决高等教育问题之前先解决中小学入学率的问题。”
所以对于银行来说，与其他类型的消费贷款相比，如摩托车、汽车和房屋，学生贷款市场仍然很小。此外，学生的财务状况从根本上是缺乏的，这使得学生贷款风险更高（更不用说这通常是无担保和长期的）。银行很难专注于这个市场。
金融科技的方法
一般来说，金融科技贷款机构利用技术来编辑和获取数据，并降低企业和借款人的成本。但在学生贷款中，Susli说，与实体店业务相反，使用技术进行获客很有意义。她解释说：“如果你考虑我们的用户群，这些年轻人年龄介于18至24岁之间，他们懂得使用科技，在线人数众多，而且很容易触达。”
Susli表示，在提供专业产品方面，金融科技公司也可以与银行合作。“我认为金融科技公司在他们是一个利基型公司时运作得最好。”她分享了Dana Cita与借款人社区密切合作，使他们能够了解消费者和细分市场的细微差别。
此外，金融科技初创公司更敏捷，因为他们可以承担不同类型的风险并愿意进行创新。
政府的角色
Susli说，试图在规模上解决一个有意义的社会问题几乎总是需要政府的参与，无论是作为政策制定者还是资源提供者。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往往充当第一资源的放贷者，这通常几乎是免费或高度补贴的。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保证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他们只需从税收中获得负担高等教育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则无法分配太多。
Susli认为，政府可以帮助金融科技公司和银行访问人们的数据（当今主流金融系统之外的人员）来验证身份并检查之前的信用记录。政府也可以直接投资高质量、可包就业的教育机构，或者使私营部门更容易进入来做这个。
Susli赞同OJK（印尼金融服务监管机构）允许金融科技公司进行创新和测试市场。如果政府继续允许金融科技公司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客户，这些公司将会更好地提供解决方案。
未来五年
Susli认为，对学生贷款和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只会增加。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也会对此产生影响。她毫不怀疑，随着市场的增长，其他玩家将开始进入这个领域。这样，消费者就有选择权，贷款人以健康的方式竞争以实现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很重要。
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如何确保政府制定政策时，所有激励措施都是一致的？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玩家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如何确保我们创造出最终对社会有益的东西？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你来自最低收入的五分之一，你最多有5%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如果你来自前20%的人口，你有50%到60%的机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关联，但确实有某种收入因素。“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拿走，突然间学校将不能以谁能负担得起的价格为基础进行竞争，而是要根据他们提供的产品进行竞争，”Susli说。
她也很谨慎，他们善意地推动学生贷款，不同玩家可能不可避免地引入市场扭曲，这可能导致较低的竞争力，或更糟糕的是，会使社会广泛认为学生贷款不好。
在20世纪80年代，印尼有一个叫做Kredit Mahasiswa Indonesia，这是政府支持的学生贷款倡议，最终违约率很高。
根据Susli的观点，信用作为一个概念本身并不一定是好或坏，这是一个平稳支出的机制，这就是学生贷款的最终目的。
“但我认为挑战并不在于学生贷款是好还是坏。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如何确保在政府制定政策时，所有的激励措施都是一致的？而随着更多玩家进入这个行业，我们如何确保我们正在创造对社会最终有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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