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川出海研究
【建站扶持计划】 
翻译：安怀雨
编辑：周雪玲 张纬杰
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中指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由来已久。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为了战胜侵略东南亚的日本帝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战后初期东南亚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以及美国提供的一整套投资、贸易体系。
另一方面，中国在地理上离东南亚更近，华人也在东南亚许多国家中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说战后东南亚的经济增长最早是由于美国带动，那么近三十年则更多是拜中国崛起所赐。因此，两者对东南亚可以说同等重要。
但麻烦之处在于，中国崛起让中美之间开始产生结构性矛盾，一旦这种矛盾升华为对抗，那么东南亚可能会被迫面临“选边站”问题，这是东南亚国家的噩梦。所以，从东南亚视角出发，李显龙认为中美竞争最好局限在“多边框架”内，不要搞到非得选边站的地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不仅仅是东南亚的心态，而是中美博弈下其他亚洲国家的普遍心态——有话好好说，千万别逼我站队。
以下为原文内容，部分有删改：
“近来，人们言之凿凿，说下一个世纪将是亚太世纪，我却不同意。”中国领导人在1988年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这样说道。
经过几十年非凡的经济成就，如今的亚洲已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未来十年内，亚洲的经济规模将超过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总和，这是自19世纪以来还从未有过的现象。然而，即使是现在，一个亚洲世纪并非必然，也绝不是命中注定。
亚洲的繁荣是因为二战后的“美式和平”为亚洲国家提供了有利的战略背景。但现在，中美关系陷入困境，引发了有关亚洲未来和正在形成的国际秩序的深刻议题。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尤其关心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处于各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必须避免两相为难的境地或是被迫做出偏向一方的选择。
亚洲的现状必须改变。但是，新格局意味着进一步的成功还是危险的动荡？这取决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和共同的选择。这两个大国必须提出解决方案，不仅要维持在重要领域的竞争，也要避免损害其他领域的合作。
在亚洲国家看来，美国是在该地区拥有重要利益的常驻大国，而中国是一个近在咫尺的大国。亚洲国家不愿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任何一方试图迫使亚洲国家选边站——即华盛顿试图遏制中国或者北京试图在亚洲建立专属势力范围。中美将开始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对抗，并将亚洲世纪置于危险之中。
01. “美式和平”的两个阶段
20世纪亚洲的“美式和平”有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次是从1945年到1970年代，也就是冷战的最初几十年。当时，美国及其盟友与苏联集团到处争夺影响力。中国尽管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加入苏联阵营对抗美国，但其经济仍然局限于国内，较为孤立，与亚洲其他国家几乎没有经济联系。
与此同时，在亚洲的其他地方，自由市场经济正在腾飞。日本一马当先，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紧随其后。
在这个阶段，美国使亚洲的稳定与繁荣成为可能。美国倡导开放、综合和规则明确的全球秩序，提供了政治保护伞，使地区国家可以展开合作与和平竞争。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亚洲大量投资，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理念。华盛顿促进自由贸易，并向世界开放美国市场；因此，亚洲与美国的贸易不断增长。
上世纪70年代的两件大事开启了亚洲“美式和平”的新阶段：
1971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亨利•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这为中美消解敌意、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起飞。70年代末期，贸易壁垒逐渐消除，国际贸易迅速增长。越战和柬埔寨战争结束后，越南和其他中南半岛的国家也开始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开始追赶亚洲其他国家。
长期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一直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视为主要的经济伙伴。但现在，他们更愿意抓住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与中国的贸易和旅游往来大幅增长，供应链紧密结合。几十年前，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无足轻重，而现已一跃成为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和主要经济伙伴。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显著提高。
尽管如此，“美式和平”仍在继续，中国地位的根本性变化是在该框架内发生的。中国并非在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这也并不是它的目的。事实上，中国采纳了“韬光养晦、以待时机”的指导方针，将农业、工业和科技部门的现代化建设置于军事建设之上。
东南亚国家因而得以两全，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同时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们还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在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东盟）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框架。
东盟在1989年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4年组建东盟地区论坛以及2005年以来一年一度的东亚峰会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进程无一不有中国的紧密参与。每年，中国总理都会前往东盟国家与领导人会面，清晰阐述中国对该地区的看法，并提出加强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合作的建议。
中国在该地区的力量不断壮大，还推出了自己的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倡议加深了中国与邻国的接触，当然也增强了中国的影响力。
但是，由于该地区区域结构足够开放，中国的影响也并不是排他的。美国仍然是重要的参与者。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和《建造法案》等倡议，美国巩固了地区安全与稳定，并加强了经济交流。
东盟还与欧盟、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对话机制。东盟相信，这一联系网络为促进成员国在国际上的集体利益提供了更有力的合作框架和更宽容的空间。
到目前为止，这种模式运行良好。然而，“美式和平”的战略基础却发生了根本转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技术研发能力和政治影响力都呈指数级增长，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已是明日黄花。
中国是一个陆地强国，也渴望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它一直在对其陆军和海军进行现代化改造，目标是将其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战斗力量。中国越来越希望保护和推进自己在海外的利益，确保在国际事务中得到应有的地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与此同时，美国在许多方面仍是超级大国，而且正在重新评估其大战略。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已然下降，它是会继续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任，还是会转而追求狭隘的“美国优先”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目前尚不明确。在华盛顿就其在全球体系中的责任提出根本问题之际，美中关系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
02. 中美面临的关键抉择
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做出关键的抉择。美国必须决定，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生存威胁并通过一切可能手段遏制其崛起，还是接受中国作为另一个世界强国。如果选择后一种，美国必须竭力培育潜在的合作和健康的竞争关系，并且避免恶性竞争破坏这种关系。理想的情况是，美中竞争将在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规则和规范框架内进行。
对于美国来说，这样的调整漫长而痛苦。尤其是在华盛顿，越来越多的人坚信与北京的谈判已经失败，应当采取更强硬的方式来维护美国的利益。
但是，无论这对美国来说有多困难，在当前的国际规则和规范体系内，努力回应中国的诉求都是非常值得的。在当下的体制中，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加强信任，协调冲突，并为合作和竞争创造更安全稳定的环境。
如果美国转而选择遏制中国的崛起，很可能使两国走上长达数十年的对抗之路。美国并不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美国有很强的韧性和优势，其中之一是它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能力。在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九名华裔中，有八人是美国公民或后来成为美国公民。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活力和日益先进的技术。它远非弄虚作假的波将金村（译者注：波将金，沙俄时期公爵，为应付女皇巡查而搭建了许多造型悦目的假村庄，刻意营造当地开发颇上轨道的假象），也早已脱离了苏联标志性的、摇摇欲坠的计划经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任何对抗都不太可能像冷战那样，以一方和平消逝而结束。
中国必须决定是否要努力成为一个不受规则束缚的超级大国，凭借其自身的实力和强大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此举必然有遭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坚决抵制的风险；也可能会加剧紧张和怨恨，从而影响中国地位和长期影响力。
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亚洲和西欧国家的人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不乐观。尽管中国努力在海外建立软实力，例如通过孔子学院网络以及中国的国际报纸和电视节目来缓解负面情绪，但形势仍不乐观。
或者，中国可以承认自己不再是从前的贫弱之邦，接受世界对它的更高期望。中国想要继续享受在规模较小、发展程度较低时赢得的让步和特权，在政治上已经不合理了，如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慷慨条款。
一个更强大的中国，不仅要尊重国际规范和准则，更要为维护和更新自己赖以繁荣发展的国际秩序承担更大责任。当现有规则和规范不再适用时，中国应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制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安排。
创建新秩序的道路并不平坦。强大的国内压力制约着两国的外交政策选择。目前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外交政策内容。即使有，主流观点也都是在探讨“美国优先”。在中国，领导层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国内稳定；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软弱和屈辱之后，展示出一个古老文明复兴的信心。
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美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一定会基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考量甚至希望双赢。两国之间并不必然走向对抗，但也不能排除对抗的可能。
03. 亚太地区的新动态
中美竞争态势会在世界各地上演，但亚太地区仍是舞台中心，美国在这一地区一直有着重要的国家利益。抗日战争中，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付出了巨大的人命和财产代价，险些失去三位未来的总统。它曾两次在朝鲜和越南作战，为其未来的盟友争取时间来巩固社会和经济发展。
美国慷慨、开放的政策极大地造福了亚太地区，这种政策源自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理想和“山巅之城”和“万国灯塔”的自我形象，但也反映了美国明确的利己主义。一个稳定繁荣的亚太地区首先是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堡垒，后来又成为美国战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对美国企业来说，亚太地区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重要的生产基地。自然而然地，美国几个最坚定的盟友都在亚洲，比如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还有一些长期合作伙伴，比如新加坡。
中国在该地区也有切身利益。在东北亚，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阴影依旧笼罩。东南亚是能源和原材料的来源地，是经济伙伴，还有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中国认为，马六甲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保护中国的能源安全。但中国与美国的一个关键区别是，中国视亚太地区为其“近邻”(借用俄罗斯的说法)，其对自身安全至关重要。
中国认为，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国。但也表示，亚洲的安全应该让亚洲人来操心。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认为，太平洋足够大，美国和中国能在其中和平共处，“朋友圈”交叠；还是太平洋足够大而能分裂成为两半，两国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
新加坡和其他亚太国家毫无疑问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尽管我们人微言轻，无法改变未来走向，但仍深切希望不要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依然至关重要。没有它，日本和韩国将被迫考虑发展核武器。两国都是核门槛国家，已经多次公开讨论过该问题，尤其是在朝鲜核能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幸运的是，这种发展仍只是假设，但其前景既不利于东北亚的稳定，也不利于全球的防核扩散努力。
自二战以来，美国第七舰队成功保障了东南亚地区安全。它确保了海上航线的安全和开放，促进了贸易，也刺激了经济增长。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但仍无法取代美国维持和平的角色。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与该地区的几个国家存在领海和领土争端，这些国家更容易将中国海军的存在视为主权申索。
另一个阻碍中国接管目前由美国扮演的安全角色的障碍在于，许多东南亚国家都有不少的华人，他们与占多数的非华裔主体民族的关系往往很微妙。这些国家对于任何中国对他们国内的华人有过度影响的看法都极为敏感。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敏感因素将继续限制中国在东南亚事务中的角色。
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事实上，除了中国之外，它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这种人口结构的主权国家。新加坡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建立一个多种族而非单一华人的民族认知。同时，新加坡小心谨慎，以免被误解。
因此，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除文莱之外最后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东南亚国家。
诚然，新加坡和所有其他亚洲国家都希望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他们希望得到这样一个大国的善意和支持，并与其共同发展。全球供应链——无论是飞机、手机还是医用口罩——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庞大的经济使其成为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美国在该地区的每一个盟友，包括新加坡和几乎所有其他东盟国家。
美国要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主要供应商，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没有中国市场的美国不可想象一样。中国是美国商品的第三大进口国，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然而，中国也无法取代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
全球金融体系严重依赖美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也无法在短期内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尽管其他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超过对美国的出口，美国跨国公司仍然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亚太国家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
中国的大公司已开始在海外投资，但中国还需要很多年才能拥有与美国公司同等规模和技术水平的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将全球生产链连在一起，将亚洲与全球经济相联，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基于这些原因，亚太国家不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他们想与双方都培养良好的关系。他们承受不起疏远中国的后果，并将尽最大努力不让任何争端损害它们与中国的整体关系。
与此同时，这些亚洲国家视美国为在该地区具有重大利益的常驻大国。当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时，亚洲国家褒贬不一。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虽然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友分担成本，但同时也提出了“印太战略”，并表露了建立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意图。
但这些亚洲国家也认识到，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广泛的关切和紧迫的优先事项。他们清楚地知道，即使紧张局势加剧甚至是发生冲突，也不能认为美国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他们还希望美国明白，其他亚洲国家促进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美国作对。(当然，如果这些亚洲国家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也希望从中国得到同样的理解。)
04. 包容性区域架构
美国和中国并不是该地区唯一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大国：其他参与者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日本。日本的经济规模和复杂性可以为该地区做出很大贡献。
在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日本比以往更加积极。例如，在2017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后，日本采取了行动。它促使其余11个成员国完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该协定汇集了太平洋两岸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亚太地区迈向自由贸易的一步。
印度也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力。在总理莫迪的领导下，印度宣布了其东方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实现了巨大的战略转变。其他国家期待看到这一政策付诸实施。东亚峰会将印度包括在内，因为其他成员国希望印度经济增长能带来到更多区域合作的价值。
印度也是最早谈判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国家之一。这是一项自由贸易协定，旨在整合亚太地区所有主要经济体，就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连接了北美国家那样。经过广泛谈判，印度去年决定不加入RCEP。剩下的15个与会国正在积极推进RCEP，但是印度的不参与带走了一些重要的价值。
正如大多数亚洲国家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些协议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它们是亚太国家相互合作、相互发展、共同塑造地区架构和规则的平台。
这种区域安排必须是开放和包容的。不应刻意排斥任何一方，不应破坏现有合作安排，不应形成对立集团，不应强迫国家选边站队。这就是为什么CPTPP成员国为美国再次签署敞开了大门，也是为什么正在努力建立RCEP的国家仍然希望印度有一天能加入的原因。
这也是亚太国家支持区域合作倡议的基础，如日本、美国等国家提出的各种印太构想，以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许多其他亚洲国家认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是适应中国在本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建设性方式。“一带一路”建设如果实施得好，再加上严格的财政纪律，可以加强区域和多边合作，满足许多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迫切需求。
一些项目因缺乏透明度或可行性而受到批评，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倡议的所有项目将给各国带来不可持续的财政负担，或阻止它们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联系。这样的结果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发展新的地区安排并不意味着放弃或排挤现有多边机构。这些来之不易的多边安排和机制将继续为所有国家，特别是小国，提供合作和促进共同利益的框架。但是，许多现有的多边机构在当前的经济和战略现实面前显得疲弱无力，迫切需要改革。
例如，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结束以来，世贸组织越来越难以达成有意义的贸易协定，因为任何协议都需要得到164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这些成员国的利益和经济理念存在巨大分歧。自去年以来，世贸组织的上诉机构由于缺乏法官而陷入瘫痪。这是所有国家的损失。各国应建设性地改革这些组织，而不是削弱其效力，绕过合法程序。
05. 殷切希望
美国和中国作出的战略选择将塑造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大国竞争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求同存异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
新冠疫情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警示，携手合作才能克敌制胜。疾病不受国界限制，控制疫情迫切需要国际合作以减少其对全球经济的损害。即使中美关系处于最佳状态，团结一致抗击疫情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幸的是，疫情反而恶化了中美关系，两国互不信任，都居高自傲，互相攻讦。情势肯定会继续恶化，尤其是疫情已经成为美国大选无可避免的关键议题之时。我们只希望严峻的形势能使人们集思广益，让人们听到理智的声音。
此时，亚洲国家正忙于应对疫情和其他许多障碍，以期改善公民生活，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地区。他们的成功——以及亚洲世纪的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中国能否克服分歧，建立互信，并努力维护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秩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
